大学生、同志、艾滋，这三个词的交集是我在财新做的第一篇报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同爱朋友致使我接下这个选题，还是因为这个选题而发现身边朋友里隐秘着的更多的同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报道的深入，我越发觉得自己从前对同志群体的许多本真想象其实过于单纯。就像我往常说的，我以为我一直站在圈子外面观望，看到的其实不过是洞壁上的投影。

（1）

陈非是我给他取的化名，他不是那么喜欢。

陈非不是我的采访对象，却为我提供了很多线索。

有一阵子，我和陈非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在下着小雨的夜晚绕着学校走路，说着他的或者我的情感问题，没有什么顾忌。陈非几乎是带着挑剔的眼光看着同志群的林林总总，我听着，也说说自己的想法。我一向自诩开放、公正，这也许是作为记者的好素质，却不足以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知心姐姐”。

陈非现在经营着一段暧昧不定的感情，固执、执着，甚至带着一些些盲目和迷茫。和许多等待幸福的人们一样，陈非也渴望找到一份真爱。对于快要对爱情失去信心的我来说，默默看着，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想把身边的朋友都变成我的采访对象，也不想把他们的故事变成一段段冰冷的陈述，更不想滥用了那些对我的信任与坦诚。从这点上看，我大概不会是一个成功的记者。

（2）

糖是我采访的第一位同志艾滋携带者。从朋友那里要到人大青协的电话，再从China Youth负责人辗转联系到玛丽斯特普，联系上“积极对话”的项目助理，然后说服项目经理开放志愿者名单，再等到征得糖的同意，约好采访时间、实施采访，整个过程竟耗费了一整个星期。在此期间，我给不下十个可能的采访对象写过劝服接受采访的邮件。我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却只得到这一个机会，因此弥足珍贵。

糖有着爽朗的笑声，开朗、乐观，说他的声音里都带着阳光的味道一点也不过分。约好晚上七点电话采访，却因我仍在进行的另一通电话采访而被推迟了半个小时。糖很大度地回复我的短信：没事，我等你。对于一个战战兢兢的小实习记者来说，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交流，甚至当我试探一些被编辑告诫务必谨慎的边界问题时，他也显得大度而自然。

大学时代的糖有些内向，还有些腼腆，有过一些男朋友，知道基本的艾滋知识，但觉得艾滋离自己很远，不了解HIV检测，对艾滋的危险没有概念。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感染上艾滋的。大三的时候参与自愿献血，并未查处任何异常。大学毕业后，糖作为西部志愿者在一所乡村学校教书。当年11月，糖去大连见男友，闲聊中提起之前一次高烧不退的经历，从韩国回来的男友便带着他去做HIV检测。

“得知检测结果的时候仿佛遭了晴天霹雳，心里除了害怕便没有别的感觉了”，糖回忆道。那段日子，糖每天躲在男友的屋里哭，心里很绝望，很慌张。后来回到重庆，糖找到当地“彩虹”艾滋组织的周老师做HIV复检，后加入艾滋同伴小组，在病友的互助中回归了阳光。又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糖以社区培训班项目申请第五轮全球基金，并结识“积极对话”的项目官员，最终从一名绝望等死的艾滋感染者变身为一名积极宣传艾滋知识、号召反普遍歧视的志愿者。

糖曾获得重庆某市行的入职机会，在笔试面试的层层筛选中胜出的他，竟败在了入职体检上——繁杂的体检项里列着一条：“HIV – 阳性”。中国反乙肝病毒歧视运动在法学界和医学界进行了十几年，尚未消除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职业歧视，被污名化和泛政治化的“HIV/AIDS”则不知还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平等对待的机会。

好在糖最终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还在试用期，但毕竟有一个稳定而安逸的收入来源。对于未来，糖有着自己的打算。要攒钱，要找一个情感相投的朋友，还要继续自己的志愿者工作。用糖的话说，他是要把自己健康阳光的形象散播给更多的朋友。“无论是否感染艾滋，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会记住一个不那么病泱泱的艾滋感染者形象”，糖对自己的努力感到很满足。

糖和我聊起一个细节，可窥出些端倪。08年的艾滋日，糖和另外一名志愿者作为嘉宾参加东莞某医学院的艾滋讲座。两人接次演讲后，让大家猜谁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结果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那一位健康的志愿者。活动结束后，几名学生主动上台希望可以和糖拥抱。现在回想起来，糖还是感到很温暖。

糖现在身体状况很好，甚至不需靠药物维持。“如果不是你问我服药的问题，我很久都不会想起自己的身体里比别人多了一点东西”，糖笑着说，“不管你信不信，每季度的免疫力检测里，我的CD4指数都在一点点上升。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健康。”

“我不过是得了一场暂未痊愈的感冒，我不需要什么特别关爱”，糖说。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糖特意叮嘱我，希望我能在报道里引用一些同志艾滋感染率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要么因为高的惊人而被疾控中心隐藏，要么因为抽样不全而被质疑精确性。“大学生有着令人羡慕的年龄和青春，真不希望他们感染上艾滋病，可它真的就在身边啊。”

（3）

能够采访到杜，全赖张北川教授牵线。杜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准备考研去读社会学。从大一思修课课上的一次关于“性解冻”的讨论，到成立社团，发展为草根组织，杜在这不算漫长的四年里经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改变。

杜创办的“朋友公益”是国内第一家针对大学生的艾滋教育与反歧视组织，同志艾滋教育和社区关怀是朋友公益的一部分，更多的活动是面向公众的性教育与反歧视工作。杜对同志艾滋的社区工作有着自己的认识：首先要让同志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才是艾滋教育。只有回归到同志作为“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才能让他通过自己的思考和选择去正视艾滋问题。

杜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广州某大学的一位同志是杜的朋友，大学时，无论杜和他的志愿者们如何鼓动，他都拒绝接受HIV检测。用他的话说，他自己不需要对谁负责，平时也很小心，不会感染艾滋。今年3月份，他主动联系杜，希望杜能帮他联系一个在深圳的HIV监测点。所有的转变仅仅源于他遇到喜欢的男生，感情真挚。他希望为这份长远的情感关系负责，便在同居前去做艾滋检测，他说他不想害了男友。

一些同志组织在维权、反歧视上做了很多努力，却忽略了同志也和其他人一样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他们也一样需要一个亲密、可信任的人际网络。按杜的说法，艾滋问题只是同志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里的一块短板，对于这个由材质复杂、长短不一的木板搭起的水桶，需要一个“去指标化”“去污名化”的平等发展的环境。

（4）

周三去参加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的社区经验研讨会，第一次和如此之多的阳性群体们相处，交流甚欢。在会场碰到Kage，这是去年排练《阴道独白》时认识的朋友。他和我一样，作为旁观者参与了这次按理说是内部交流的大聚会。

回去写稿，挑了其中最不痛不痒的一个角度来写：草根艾滋组织直陈“被能力建设”。行文冷漠，是冰冷客观的新闻体，与我在会场内外受到的情感冲击毫不对称。

这是我在财新发的第一篇稿子，也是第一篇被撤的稿子。

发稿第二天，CAP秘书处给我打电话，言辞中带着些焦虑与斥责，他们无法预估这篇报道会给CAP带去的影响，他们甚至不知是好是坏。

编辑果断地撤稿了。我给CAP回信，道歉并希望继续保持合作。李老师也给他发信说明情况。

好在两方都足够通情达理，撤稿后CAP甚至打电话来关心我是否因此而被责骂。这个小波折，倒是让我感慨良多。

（5）

宫靖老师说，他心中的新闻分为三个阶段：看什么是什么，穷尽事实、挖故事，用价值观去判断。

也许等到多年后我成为一名正式的记者，会记得自己曾经因为一篇报道而反思的种种。

期待下周的大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