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拥有第一把吉他近十年之后，我终于开始设定学习计划。我要回家找到这把买来之后就再没有碰过的木吉他，然后背着他去找老卢。老卢说每节课只需要付给他五块钱作为学费，可是在最不济的时候，他揣着兜里的二十块钱还要请烧饼吃拉面。为了表示心中的愧疚，我想我该请他去路边摊吃卤煮和大腰子，然后等他喝醉了抱起琴依依呀呀唱些老歌。
在我做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决定的同时，烧饼带着黄山的头盔和我的护膝，骑着小破车回安徽了。路边的司机旅店又冷又潮湿，离南方越近也就离这刺骨的北方远些。出发前的一个晚上，我叫烧饼出来喝酒，我们骑车去北太平庄吃不好喝的燕京和同样不好吃的烤串儿，桥墩底下好冷好冷。烧饼说一路上要给圈儿发短信，又一段八卦被成功制造。大半夜地就想唱卡夫卡，我到底该写首怎样的歌在你睡不着的时候唱给你听。
考试周之后的这些日子可以抽象为这样的排比：参加一些莫名其妙的宴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上一些莫名其妙的课，做一些莫名其妙的策划，然后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间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最后感叹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怎么有这么多莫名其妙和小丑。面孔识别障碍逐渐升级，以至于这一周来的觥筹交错之后只记得影影绰绰的背影，王翔、政委、赵屹、石嫣、苏拉，还有在凌晨三点逆风行走的卓然、宋超和六。
某人某人和某人决定继续他们的Part Time乐队，老卢也拽了荷兰帅哥和小提琴手开始谋划新乐队，这是多么好的年代。除了绩点的悲剧，我想我还能找到很多不需要硬起头皮便可面对生活的乐观理由。
我还是大声说笑，到处寻觅腐败，用一张发票的代价换大瓶的果粒橙然后送给小楼管。
我还是过着德国时间，每天昏睡到中午，被各路电话吵醒然后再倒下。
我还是每次路过超市都给自己买一盒冰激凌，在发现朗姆酒葡萄干口味的可爱多后，更一发不可收拾。
我还是拖拖塔塔地做托福模考，拖拖塔塔地打理冬令营的烦琐事务，絮絮叨叨，絮絮叨叨。
我依旧只是陈列，没有逻辑没有悲伤。我依旧只是叙述，没有经过没有疼痛。如此依循常规，平淡而安全。
一些耿耿于怀的纠缠到此也该停歇了。不是吗，Stranger？
